这时，有一位山西军官特意走过来多看了她几眼，然后在她的登记册上“圣彼得堡医学院毕业”那一栏停留了片刻。

“娜塔莎·伊万诺娃女士，根据您的专业背景，我方正式征调您前往城北临时医院协助医疗工作。

您的家人可以随行，并会获得相应的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。”

征调这个词，让娜塔莎的心猛地一紧。

在故国，这意味着强制性的服役，往往与危险和分离相伴。

但家人随行、生活保障这几个词，又像黑暗中的微光。

她看了一眼紧紧依偎在自己身边、脸色依旧苍白的安德烈，还有蜷缩在角落里、因风寒而不断咳嗽的老母亲。

继续滞留在火车站，靠着每日那点勉强维持生存的配给，老人和孩子恐怕撑不过这个严冬。

她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。

第二天清晨，几辆带着篷布的卡车停在了火车站广场。

娜塔莎紧紧拉着安德烈的手，搀扶着母亲，跟着其他几十名被征调的人——其中有几位她隐约认出也是医生或护士，更多的是些看起来强壮的男男女女，一起，登上了摇晃的车厢。

卡车直接开往城北。

当车子穿过一道戒备森严的大门，停在一个空旷的、布满一排排坚固砖石营房的巨大院落时，娜塔莎愣住了。

这里是原先日本关东军的兵营。

与火车站难民聚集区的肮脏、混乱和绝望截然不同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，甚至带着一种冷酷的效率感。

穿着绿色军装的士兵步伐整齐地巡逻，雪地被清扫得露出原本的地面，空气中弥漫着石灰水和消毒剂的味道，取代了记忆中难民营那令人作呕的气味。

她们被带到一个改建过的大营房前，门口挂着用中文和俄文写着临时医院——非战斗人员接收处的牌子。

里面空间巨大，原本放置军用物资的地方，此刻整齐地排列着数以百计的行军床，许多已经躺满了人。

娜塔莎一眼望去，心中不禁一颤——这里收容的，大多是和她一样的白俄难民，其中很多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，显然都是从城内各处被集中安置到这里的。

嘈杂声中，痛苦呻吟、孩子哭闹、压抑的咳嗽声依然存在，但不同的是，这里有人在管理，在忙碌。

一些穿着白色罩袍的人影在病床间穿梭，其中不少是和她一样被征调来的俄裔医生和护士。

还有一些山西本地的医护人员和负责维持秩序的士兵。

一位看起来是负责人的、年纪较大的俄国医生快步走了过来，他的眼窝深陷，但眼神锐利，快速扫了一眼娜塔莎和她带来的寥寥行李。

“伊万诺娃？圣彼得堡医学院的？”他语气急促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娜塔莎下意识地挺直了背，仿佛回到了医学院被教授提问的时光。

“很好。我是谢尔盖·彼得洛维奇，这里的医疗负责人之一。

外科缺人，尤其是做过战地处理的。你，跟我来。”

他甚至没多问娜塔莎的家人一句，只是对旁边一个山西士兵示意了一下，“安排她的家属去三号安置区。”

没有欢迎，没有寒暄，只有最直接的需求和指令。

娜塔莎匆忙将安德烈和母亲托付给那名士兵，深深看了他们一眼，便抓起自己那个装着仅存几件医疗器具的小包，跟上了谢尔盖医生的脚步。

她被带到了营房另一侧用木板临时隔出的区域，这里被称为处置区。

浓烈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合在一起，冲击着感官。

几张简陋的木台上，躺着伤势各异的伤员，有在昨夜混乱中被流矢或碎屑所伤的难民，也有少数看起来像是在之前冲突中负伤、未来得及转移的日本士兵。

几位医生和护士正满头大汗地忙碌着，清创、缝合、包扎。

“你，处理三号台。”

谢尔盖医生指着一个腿部被撕裂、伤口已经有些发炎的中年男人，“清创，检查有没有碎骨，然后缝合。物资在那边的推车上，自己取用。”

娜塔莎深吸一口气，将披肩和厚重的外套脱掉，露出里面还算干净的旧裙子。

她走到那个推车前，惊讶地发现上面摆放的药品和器械虽然不算顶尖，但种类齐全，绷带、纱布、缝合针线、消毒酒精、甚至一些基础的磺胺粉都码放得整整齐齐。

这与她在火车站时连一片干净纱布都找不到的境地，形成了天壤之别。

她迅速净手，戴上旁边框子里提供的、虽然粗糙但还算干净的棉布手套，走向三号台的那个男人。

男人因疼痛和恐惧而浑身颤抖，眼神涣散。

“放松，先生，我会帮助您。”

娜塔莎用沉稳的俄语说道，同时利落地检查伤口。

她的动作起初还有些生疏，毕竟已经远离手术台太久了，但肌肉的记忆很快被唤醒。

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