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平的徐大总统，也就发了篇不痛不痒的电文，让依法行事、保持克制。

这世道，看来真是谁拳头硬，谁说了算。”

赵掌柜摆摆手：“咱们小民，不懂那些大道理。

就盼着别再打仗，能安安稳稳做点小买卖，挣口饭吃。

吴高官贴的安民告示上说了，要兴修水利，奖励工商，整顿学堂。

山西人不是答应给钱给机器帮忙吗？

要是真能兑现，这开封城，说不定还真能变变样子。”

三人一时沉默，各自品着茶。

窗外，开封街市已恢复了往日的喧嚣，贩夫走卒吆喝声不断，偶尔有穿着崭新灰蓝军服的士兵三人一队整齐走过，步伐沉稳。

鼓楼那边，晋兴银行的招牌在阳光下很是醒目，有人进进出出。

战争的阴霾和血腥的记忆尚未完全散去，但一种新的、带着山西烙印的秩序，已然在这座古城中迅速生根，并开始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

从惊惧到观望，再到些许的期待，开封百姓的心态，在短短七日内，经历了一场无声却深刻的嬗变。

未来如何，无人知晓，但至少，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条不同于以往战乱循环的、模糊的新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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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高等特别法庭，这一日戒备森严。

旁听席被挤得满满当当，几乎要溢出门口。

除了前排预留的官员、本地有名望的士绅代表席位，以及中间区域那些拿着笔记本、神色专注的记者，后面及两侧乌压压一片，全是寻常的开封市民面孔。

他们是按照街道、行业被抽签或推荐来见证的普通百姓——拉黄包车的、粮店的伙计、茶馆的掌柜、学校的教员，甚至有几个胆大的家庭妇女。

每个人脸上都混杂着强烈的好奇、难以抑制的紧张。

在过去，像刘成久、孙宝昌这样手握重兵、盘踞一方的大师长、省府高官，一旦倒台，下场无非几种：

要么被对头军队秘密处决，尸首不知扔在哪个乱葬岗；

要么在混乱中被不明身份的枪手打死；

好一点的，是被押到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军法从事，结果如何全凭上头一句话。

老百姓或许能从街头巷尾的流言和几天后贴出的、语焉不详的布告中猜测一二，但何曾有机会亲眼看见这些昔日威风凛凛、甚至能决定一城生计的大人物，被押到一个大家都能进来的地方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被一条条地数落罪名、出示证据、甚至允许他们自己开口辩解？

正是今日这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传闻，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无数好奇的目光。

人们想亲眼验证，这世道是不是真的开始讲规矩了？

这场审判，对于开封市民而言，已不仅仅是一场对旧权贵的清算，更是一次对新秩序的窥探和检验。

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兴奋，仿佛在等待一场大戏的开幕。

被告席上，站着以原第一师师长刘成久、第二师师长孙宝昌为首的二十余名军官及数名涉事官员。

他们早已没了往日的跋扈，面色灰败，眼神躲闪，有些人的军服上还带着挣扎时留下的皱痕污渍。

他们面对的是依据新近颁布（试行）的《河南省暂行惩治贪污渎职及危害地方治安条例》以及相关军事法规，提起的行政诉讼与军事纪律诉讼。

这是河南进入新体系下，第一次尝试用成文法条来审判高级军政官员。

审判长由一位从山西借调来的资深法官担任，副审判长及审判员中则有河南本地推事。

检察官席上，同样由晋豫双方人员组成。

审判长敲响法槌，宣布庭审开始。

整个大厅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检察官席。

首席检察官（借调自山西的中年人）起身，向审判席微微躬身，然后面向法庭，声音清晰而平稳地宣读：

“河南省高等特别法庭检察处，现对被告人刘成久、孙宝昌等提起公诉。”

他首先看向刘成久：“被告人刘成久，原任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。

经侦查证实，你在任职期间，严重违背军人保境安民之基本职责，自民国十一年三月起，多次通过秘密渠道，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所部进行非法联络。”

检察官拿起一份文件：“你接受了来自吴佩孚部提供的、总计大洋五万六千元的贿赂款项，有银行汇票底单及你亲笔签收的收条为证。

作为交换，你向对方承诺，一旦直系武装力量对河南采取军事行动，你统率的第一师将主动放弃防区，或按兵不动，消极避战，甚至伺机倒戈。

此举，已然构成对我河南省防务安全的极端危害。”

他顿了顿，加重语气：“你的行为，已明确触犯了新颁布的《河南省军事刑法》第十七条擅通外敌、危害国防罪，以及《河南省暂行治安条例》第九条勾结